西九龍皇帝
首演
2005年4月22日至30日
葵青劇院演藝廳
加強版(重演)
2005年7月22日至8月14日
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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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演的話
平庸是一國兩制的大敵 胡恩威
無論誰擔任香港特區新行政長官，首要任務都是處理目前的反智式政治文化，這是香港難以港人治港之根源。
現在香港各個政治派別大都是口號主義和形式主義，只著重形式的民主，沒有實質和具體的施政經驗及才能。行政主導失效不是立法會的反智議政作風引起，而是整個公務員體制經過三十多年的運作，已經成為一個落伍官僚機器，政府內部根本嚴重缺乏政策研究和分析之能力，政務官系統本身的通才成為了外行領導內行，政策局缺乏專業精英和具備學術應用研究能力的專才，公務員系統的密封自閉本質也令政府不能吸納中上層的專業精英，香港政府成為一個腦袋細小、身形巨大的物體，強項是「官僚程序」的效率，弱點是政策落伍、過時、追不上世界潮流和香港社會的需要。
董建華施政的失誤一方面是上層決策問責局長水平參差不齊，更嚴重的是香港政府體制的中下層缺乏高水平的精英人才，而本身具備潛質和才能的中下層公務員尤其政務官，根本沒有任何進修和學習自我增值的空間，所謂進修也只是一些「公共行政」的管理課程，而目前香港各項政策，由經濟、財經、城市規劃、醫療、教育到文化、體育、傳媒、電訊，都嚴重缺乏具備專業學術知識能力，同時也認識香港政府官僚體制運作的人才。
更令人憂慮的是，政府內部在過去數年從來沒有認真討論各級公務員水平下降、士氣低落的問題。負責政策制定、執行的政務官系統，在問責制下更顯得兩面不是人，一方面要應付問責局長的要求，另一方面要承受公眾和立法會的壓力。政務官系統也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，「少做少錯，不做不錯」恰恰是目前官場的主導思想。
香港政府經過多年的演變和發展，本身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。這個系統的設計優點是各政策局不能各自為政，而是在不同的平台進行互動和相互監察，政務官的角色有點像一個政策導航員。這個系統在殖民地時期行之有效，是因為政策制訂和執行有著明確的分工，倫敦負責政策研究，香港的公務員負責執行。今天在「一國兩制」之下，政策研究制訂和執行的分工需要重新界定，而整個公務員系統必須進行自我完善的改革。
香港政務官系統應該成為吸納香港各界專業政治精英的平台。過去七年說明香港民間根本缺乏政治和公共行政的人才，而政務官系統本身才是一個有效發揮行政主導的中介。現在是時候研究和討論未來公務員制度，尤其是政務官制度的發展路向。香港目前的政黨不能吸納精英，也沒有可能培養執政人才。基本法的設計令政黨政治不能走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，民主派本身亦沒有示範一種可信任和執政的表現。香港的民主發展只可依隨一種漸進式的演變，而變的開始必須是來自其權力基因，即政務官體系。
政黨和立法會擔任監察及政策評估的角色，現在香港的亂局來自反智弱勢政府對弱勢立法會的「夢幻組合」，更配合知識和智慧水平極低的傳媒文化，整個社會的知識能力（intellectual capacity）低到不能再低，討論各項政策都缺乏深度和視野。例如教育語言政策就是為了政治正確，而漠視香港本身競爭力之需要及實際情況。中上專業階層都用腳投票，把子女送到外國去，沒有人相信母語教學是解決香港教育問題的靈丹﹔這項政策的推行更進一步把香港教育劣質化。母語教育是個例子，說明香港政策本身的怪誕。其他如創意工業、什麼中心、什麼知識經濟，都是口號一大堆，具體事情卻是有形無實。
人是香港最寶貴的資源，但香港是不重視人才發展的地方。各項政策要行之有效，必須有足夠人才配合。沒有足夠人才配合，任何政策和改革都只會成為口號，而不是改善社會發展的動力。人的培養恰恰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，失敗的教育政策說明香港政府不會「培育全面人才」。那麼改變應由哪裡開始？是由改變政府人力資源開始？由民間力量開始？這都是雞和雞蛋的問題。重要的是執政者要由自身出發，重視人才的培育。政務官也是人，立法會議員也是人，後繼無人的現象說明了香港政治和「一國兩制」的困局。
香港人不是動物，不可以用動物生殖概念的人口政策，而是必須腳踏實地討論和分析目前人才不能培養的成因，並建立一個真正能夠培養人才環境的人才政策。這恰恰是七、八十年代香港成功的關鍵，依靠的就是那時香港人奮鬥的精神和向上的動力，而不是現在的很多香港人，總是大香港中心、反英文、反文化、反知識、太多小聰明、沒有追求智慧的決心。平庸才是「一國兩制」的大敵人，平庸令人腐化，平庸令人失去思考和分析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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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九龍皇帝》創作團隊
聯合編導：胡恩威、林奕華
演出：陳浩峰、陳淑莊、鍾家誠、李子釗、伍嘉雯、楊永德、葉燕芳、黃大徽
音樂創作：假音人
音樂創作及現場演奏：孔奕佳
進念‧二十面體主辦
非常林奕華聯合製作
東宮西宮四 西九龍皇帝
